1968年，永芬姨妈的第三个孩子——继伟表哥出生。继伟表哥一出生，就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地哭了整整两天。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哪个小娃娃生下来不哭呢？可是继伟表哥不间断地哭了两天后，外婆感觉不妙，抱起继伟表哥就奔去嘉陵厂医院。
医生发现，继伟表哥的一只胳膊在接生时被生生折断，已经部分坏死，颜色都绿了。嘉陵厂医院医生给的方案是立即截肢。外婆没同意，抱着继伟表哥回了家。永芬姨妈的一个同事懂些按摩接骨之术，自告奋勇要来试试手艺。看过继伟表哥后，姨妈的同事打了退堂鼓，但他说，没准他师父能行。按摩师父的家在距离嘉陵厂20公里之外的大坪。外婆急忙跑到大坪，把按摩师父请到家里来。师父确实是能人，第一次用药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好转。当时交通不方便，师父和外婆约好，前三天，他每天来一次，上药、换药、按摩。慢慢地，情况比较稳定了，师父就每个星期来一次。师父不来的日子，就由徒弟每天来一次。
师傅每次来，外婆都好菜好饭地招待。外公从山东带回的香肠、腊肉、花生，都用来招待师父。外婆说，继伟表哥的那只胳膊，是外公从山东背回重庆的猪肉和花生换回来的。
继伟表哥的胳膊接合得很好，没留下任何后遗症。1971年，外婆离开重庆去山东前，带着继伟表哥，特意去了大坪，向师父辞行，送了当时很贵的咔叽布、花生米做礼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好心的师父现在还在世吗？
外婆和妈妈去山东
我的妈妈是重庆八中（重庆著名的重点中学）高67级学生，舅舅是江溪中学初67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学闹革命。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初开始，嘉陵厂、居委会、街道办就不断派人来外婆家做工作，动员妈妈和舅舅下乡。
妈妈不愿下乡，她的理由是外公已经支援三线，调到山东去了，家里人早晚都要跟着去山东。刚开始的时候，街道办和厂里来做工作的人，态度还比较和蔼，后来日趋强硬，坚持说去山东之前还是要下乡的，不能以去山东为借口。
妈妈不下乡，在重庆也没有办法就业，家里天天有人登门做工作，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远在山东的外公向民丰厂提出申请，希望解决妈妈的就业问题。厂里回复说必须全家一起来，才可以解决。
外婆来自农村，深知农村苦，农村的女人更苦，她也不愿意妈妈下乡。1971年，经过慎重考虑，外婆决定带上妈妈，前往山东，与外公汇合。妈妈的姐姐永芬姨妈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生病，到了1971年，病情严重，没有精力照顾三个小孩。去山东时，外婆带上了永芬姨妈最小的孩子继伟表哥。
舅舅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下乡去了四川达县的大巴山区。后来，舅舅通过招工进了重庆远郊的一个三线兵工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舅舅所在的工厂转制搬迁，全厂搬到成都，跟舅舅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再度踏上搬迁之路。这也是外公外婆2010年去世时，安葬在成都的主要原因。
永芬姨妈的去世
外婆去山东后，永芬姨妈心情越发不好，病情日益加剧，于当年10月去世。刚满20岁的舅舅在大巴山深处得知噩耗时，姨妈已经去世一个多月。姨父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舅舅赶不回来，所以也就没有给舅舅发电报。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舅舅的语气很平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远离城市、温饱难继的生活中苦熬时，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其悲其苦，谁人能查？
永芬姨妈是特别孝顺的人，对外公外婆好，对兄弟姊妹也特别爱护。外公外婆原本打算退休后，回到嘉陵厂，跟着永芬姨妈安度晚年。没想到，白发人反送黑发人。永芬姨妈的去世，留下三个小儿女。那年，刘蓉表姐8岁，晓莉表姐6岁，继伟表哥3岁。当时，姨父正处在提干的关键时期，整天忙得要命，根本照顾不上孩子们。1972年春节，姨父将刘蓉表姐和晓莉表姐一起送到山东外公外婆家。
回忆起这段岁月，刘蓉表姐说：“不堪回首的童年印记，在心灵深处烙下永久伤痕。好在有外公外婆的照料，有舅舅和姨妈们的关爱，让我们三姐弟在最无助、最伤心的那个年代走过来。”
妈妈到山东后，认识了在民丰厂工作的爸爸。爸爸一家也是从嘉陵厂去民丰厂支持三线建设。当时，从嘉陵厂调去民丰厂的家庭，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有的选择了四川人之间通婚，有的选择了和山东人结婚。很多年以后，四川人家庭大多回到重庆，而和山东人结婚的四川人都留在了山东。
我出生于1974年，由外公外婆带大。在家里，我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讲四川话。一出家门，就自动无缝切换成山东话。1976年，妹妹出生。
全家回重庆
爸爸妈妈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重庆嘉陵厂度过。歌乐山，嘉陵江，是爸爸妈妈永远的眷恋。1983年，爸爸妈妈通过对调，回到距离重庆市区50公里的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建设期间成长起来的大型国企）。那一年，外公70岁，退休8年，来山东已经17年。三个子女中，小姨妈在远离民丰厂百公里之外的红旗厂工作，嫁给了济南人张叔叔。当我爸爸妈妈可以重返重庆的时候，全家决定，外公外婆必须一起走。
回到重庆后，爸爸妈妈在西南铝加工厂风平浪静地工作到退休。今天，爸爸妈妈住在重庆市区，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妹妹带小孩。我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副教授，妹妹则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
永芬姨妈一家的三个孩子都生活在重庆。刘蓉姐姐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她的先生是西南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儿子去年去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晓莉表姐和她的先生在嘉陵厂工作，现在已经办理退休。继伟表哥中学毕业后从军，然后回到嘉陵厂，做过全国销售，之后离职，和太太一起，经营自己的商业。
舅舅一家所在的兵工厂后来整体搬迁到成都，外公外婆跟着舅舅一起去了成都。舅舅、舅妈已退休，舅舅的儿子在一家通信企业担任高管。
小姨一家留在山东。随着工厂搬迁，小姨一家去了潍坊。小姨一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从事石油相关领域的工作，老二是闺女，从事导游工作。
2010年春节，我们全家一起给外婆庆祝90岁寿诞。没想到也就在那一年，外公外婆相继离开了我们。
2013年，在离开民丰厂30年后，我回到民丰厂，当年的工厂已成废墟。站在外公外婆家的院子里，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戴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工作服的外公在鸡圈边的空地上，手执剪刀，弯腰拾掇西红柿架子，屋里的外婆端着冒着热气的馒头和小米粥走出来，唤我们吃饭，屋里的小矮桌上，摆着一瓶外公爱喝的白酒，旁边还摆着一碟外公每顿都吃的炒花生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