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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内情揭其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发布:2016-05-05 16:08 | 来源:健康报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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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汪精卫 一、“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

原标题:揭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内情 揭其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氏必须出逃重庆,另在云南、广西等地组建西南政府与日议和。汪氏见到密约后,马上召集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讨论,先后开会七、八次,对条约表示一致同意,但对汪氏出逃意见不一。汪氏“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人穷思苦想的苦海中。”汪氏之所以如此盖一方面急于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方出尔反尔,不讲信用,使他陷人里外不是人的绝境。因此,其内心冲突是难免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回答周佛海提出的“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这可算顺手的”问题时,得到印证。汪回答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领事藏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明明知道日本可能不讲信用,汪精卫为何最终决定出逃重庆,单独与日议和呢?这一方面反映了汪希望尽快结束中日之战的焦灼心情:“我自从抗战开始以来……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另一方面,汪氏对日本侵略者心存幻想,“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最后,经过长时期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汪精卫决定孤注一掷,跳下“火坑”,出逃重庆,单独与日议和。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由重庆经昆明,飞逃河内。日本政府遂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了“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三原则。12月31日,汪精卫发表了“艳电”,公然赞同“近卫三原则”。“艳电”的发表,无异于把重光堂密约大白于天下。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军民同仇敌汽之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阵营内部的分裂化为泡影,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完全告吹,汪精卫众叛亲离,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叹:“在河内过的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破产后,汪精卫陷人了进退维谷的绝境,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出国”或继续与日议和。汪氏曾一度有接受重庆要其出国的打算。突然,河内刺杀案发生了,汪之秘书曾仲鸣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氏中途变计的关键之一。因曾是他最亲信的部下,其姊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很深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为己子。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其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正在这时,日本政府向汪精卫伸出了“援助”之手,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决定另组政府,进行和平运动。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恳请”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人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说是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就不相信日本。”

  但是,日本的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本来就没有将原密约“如实地见诸实行”的诚意,而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非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卫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所担心的日本不讲信用的局面出现了。这不免使他产生哀怨情绪,他曾悄悄对妻子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较《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变本加厉的《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使中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但是,汪精卫既离渝而寄身于敌占区,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始料不及的恶果使汪精卫暗中“悲愤不已”。据当时在场参加签字仪式的朱子家回忆:“那天,他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库,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象霍然从梦中醒来,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至此,汪精卫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单独议和再到充当汉奸的三部曲,尽管汪氏自我标榜其和平运动为“曲线救国”,但仍掩盖不了其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实质。

  历史,是人们自觉活动的产物。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动机的指引、诱发、刺激下进行的。而“形势比人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客观条件和情势,又往往决定性地催生、助长、纠正、逼迫着人们的心理动机。剖析汪精卫一步步沦为不齿于人类的汉奸的心理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抗日战争一个方面的认识,也必将使我们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