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社会心态下诱发的政治理论观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劳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转向传统思想资源，也就引导出中国的问题诉诸中国的传统可以完全彻底解决的封闭主义思路。极而言之，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才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救星。“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道出，政治上的当下义和团行径由此屡屡出现。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这一变化，从总体上讲，是对国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结构化修正。分开来讲，有两个相倚的转变：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和文化阐释的全面颠转，这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自我调适；二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对长期示范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典范性深刻质疑，并致力建构与崛起中国相匹配的新世界观。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第三，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国际观念、世界秩序想象，总带有一种弱者印记。这种弱者思维长期塑造出“中国是先进西方的忠实学生”的观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寻找真经，是中国面对西方国家显得异常谦逊的心理定势的强大塑造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即使国力强盛，也无法找到令国人感到荣耀的“世界”位置。
建构新的“天下”体系、抑或是新的“世界”体系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寻找自己崛起后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尝试。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之弊端，构想崭新的天下与世界体系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的领导欲念，也愈来愈明显和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明确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这与中国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学生或尾随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维，具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