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跨国药企中国区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国内仿制药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倒逼跨国药企谋求业务转型，积极寻找院外市场合作的机会，并同时专注于新药的研发创新。
“在集采背景下，中国医药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跨国药企专利过期药要再拿到‘豪华版’价格已经不现实。随之而来的是，各跨国药企对在中国战略、经营策略等调整。”近日，益普生总经理陈家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经历几轮集采后，原研过期药降价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也对在中国的跨国药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国家第三批集采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跨国药企大多弃标就是其中一个缩影，还包括目前跨国药企高管层的不断变动等。
陈家麟指出，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跨国药企也在不断思考，各自的应对策略也在形成中。“跨国药企大部分成熟产品未来的重心在集采外市场，包括零售药店、基层市场等，再就是创新药的布局，包括益普生在内的一些企业也都在走这样的路径。”
相较于在第三批国家集采中的“沉寂”，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却是动作不断。如不久前，益普生与百洋医药及上药控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拓中国市场、服务基层和零售渠道；拜耳宣布启动处方药北京工厂产能提升项目，赛诺菲、诺华、拜耳、武田等跨国药企在华发布最新药品或产品。
集采之变
2016年，某大型跨国药企中国区总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专利悬崖已经出现，但他们不会主动降价，因为中国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仿制药出现。在后续的几年中，一些专利过期原研药在中国市场仍保持高增长，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但随着中国推出一致性评价、国家集采等新政后，跨国药企原研专利过期药降价已成为常态，而且降幅也比较大，如原研药拜耳拜唐苹直接降价91%，以0.18元/50mg的最低价中标；另外，多款未进入“4+7”集采名单的品种也受集采影响大幅降价，如罗氏/中外制药的托珠单抗注射液在江苏、陕西等省份降价比例高达57%。
从三次国家集采的经历看，第一轮跨国药企属于观望状态；在第二轮后，一些外资药企调整明显，开始以低姿态参与到招采扩面中，加大降价幅度。据不完全统计，第二轮带量采购有十几家跨国药企参与，其中6家外企表现优异，7个品种入围。但在第三轮国家集采中，大部分跨国药企弃标。
陈家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经历三轮国家集采后，跨国药企对中国医药(600056,股吧)发展政策也清晰了，同时开始改变原研药的经营战略。“很多跨国药企都已经明确，在中国院内市场专利过期原研药要拿到‘豪华版’价格是不可能的，需要思考中标后，如何平衡院内外市场价格；落标后，应该如何调整等。”
“集采对中标品种来说有正面也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包括跨国药企在内的药企都会多方考量。如有公司在第一批集采中中标，但第二轮未中，这对企业来说负面效果极其厉害。因为价格联动原因，他们用医院集采的地板价去做零售压力很大，后续未中标了零售价格也无法再抬回去。” 陈家麟表示。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生产线也存在很大的风险，第一年很多跨国药企很慎重，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第一次中标了，扩大生产线，但第二年若失标了，此前的投入将归零。即便是为期三年的合同，对于一条生产线来说也是存在风险的。
实际上，一些已中标企业品种营收下降，也是让跨国药企放弃集采市场的一个原因。
如赛诺菲在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指出，在中国市场，受氯吡格雷、厄贝沙坦/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等产品大幅降价进入带量采购影响，一季度赛诺菲中国整体收入为6.8亿欧元，下滑了14.4个百分点。其中，氯吡格雷下滑53.5%，厄贝沙坦/厄贝沙坦氢氯噻嗪下滑了32.7%。
拜耳在8月4日发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集团销售额为100.54亿欧元，同比下降2.5%。报告指出，二季度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和集采政策带来的影响，其中国家集采中标产品阿卡波糖销售额出现了急剧下降，二季度仅为4000万欧元，而去年同期则为1.55亿欧元。而从2020年上半年来看，阿卡波糖销售额为1.56亿欧元，同比下降54.4%。
与此同时，集采给包括跨国药企在内的企业带来的另一大影响是高管离职潮起。2020年至今，已经有诺华、吉利德、GE医疗、拜耳、BMS、默沙东等多家跨国药企高管宣布辞职。
一位跨国药企中国区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国内仿制药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倒逼跨国药企谋求业务转型，积极寻找院外市场合作的机会，并同时专注于新药的研发创新。在此背景下，必将带来因为业务发展而做出的一系列人事调整，也引发中国医药行业的人事大调整。
战略之变
实际上，在经历三次国家集采后，跨国药企已经对带量采购等中国医药政策导向有清晰的认识，也在进行思考与调整。
如辉瑞在集采落标后，就已经做了相关战略的重新分析，做了一个“一品双规三剂型”的策略，帮助医院建立合理用药目录，建议其保留一个国家集采品种，再保留一个原研药品种。一方面保证医疗机构能完成国家集采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国家集采的药品供应不上，或者高端患者有原研药的需求时，自己的品种可以补上患者需求。
“更多的企业也在关注集采外的市场。”陈家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些院内市场的份额通过集采外的市场补上。
陈家麟指出，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持续推进，医药企业普遍意识到院内外市场正在发生变革，过去医院作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在集采之后，医院作为药品销售主要渠道的功能在弱化，更多的药品销售的实现可能需要通过零售渠道完成。
如益普生思密达（蒙脱石散）原来在院内市场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国家集采的到来，益普生会加大对零售等市场的投入，但院内市场仍有23%的市场份额，而院外零售市场比如大连锁药店复合增长率也达37%，总体零售也有60%市场份额。
“这可能与这产品的属性有关，其价格敏感性并不高，所以在零售有更好的表现，患者及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认可度比较高，所以可以弥补院内市场的损失。”陈家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
百洋医药集团董事长付钢也指出，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对跨国企业及国内主流医药企业而言，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将企业原有的营销能力从医院市场转移到零售市场，形成良性布局，值得企业深思。此外，企业还需要不断增强抵御成本竞争压力的实力，实现与外部的资源合作，优化人力成本，释放出最大的产品价值。
目前，很多跨国药企也纷纷将目光转向集采外的零售、基层、互联网等市场。
陈家麟指出，当下，跨国药企需要改变思路，积极寻找更多业务拓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