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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备受磨难的子宫(2)

发布:2017-01-28 15:04 | 来源:互联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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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另一位女工阿兰的生育故事相当典型,她和两个女儿的父亲并没有结婚,后来分手,对方也没有承担任何抚养责任。在流动务工的人群中这是普遍现象办理法律上的结婚手续,往往要等到生育了儿子之后;所

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另一位女工阿兰的生育故事相当典型,她和两个女儿的父亲并没有结婚,后来分手,对方也没有承担任何抚养责任。在流动务工的人群中这是普遍现象——办理法律上的结婚手续,往往要等到生育了儿子之后;所以,生了两个女儿的阿兰终究没有等到结婚那一天。

男孩偏好是如此深入人心,反计生派的易富贤在他全国巡讲的PPT上大大地写着:“就像母性是女人的本能一样,偏爱男孩是男人的原始本能,男孩是男人的人口‘产权’的标志。”计划生育政策如此严苛,民间却仍然“生生不息”,这一“原始本能”恐怕是最主要的动力。

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女性的权利,男性只能通过与配偶协商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被中国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但是,在仍然是父系为主的家庭结构中,女性很难独立决定生与不生、何时生,生几个。我的一位白领职业的女性朋友,在生育女儿之后,婆家建议先不给女儿上户口,把指标留给第二胎可能的男孙。我的另一位朋友则在生育一女后怀孕,被婆家要求照B超,然后堕胎。女性的生育决策,受制于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夫家争取生男婴的需要,是不胜枚举,并不限于地位低下的女性。

中国女性备受磨难的子宫

在我收集的南方都市报2008年到2012年报道的13例有母亲身份的女性自杀案例中(不包括以自杀作为威胁手段的案例),有10位自杀同时也杀害孩子;13名母亲中仅有两名生育的是男孩——但都有残疾或重症;其余11名都是生育女婴(报道没有提及缺陷和重疾),其中8位的孩子不足一岁。这至少说明,无法生育儿子是中国女性生活中的重大危机。

2009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提及,中国大陆2005年人口统计数据的研究显示,在9个省份,当一对夫妇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孩时,他们的第二胎的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160比100,其中江苏和安徽则二胎男孩是女孩的1.9倍,性别筛选不言而喻。在政策放宽,国家对女性的强制纾解之后,很多人担心的是,“传宗接代”的逻辑会更为理直气壮,家庭的男孩偏好,会让她们不得已一生再生。即便计生完全开放,可以生到生出男孩为止,性别筛选并不会完全消失,女性的健康仍然受到不必要的堕胎的威胁。

生孩子是为了夫家血统的延续,而生育带来的困难却是女性承担。身心障碍儿童的照料和教育都是母亲承担,父亲大多已经离婚和失踪。东莞一位母亲照顾了两个脑瘫儿子十三年之后,已经抱不动儿子的她溺死了他们。而她陷入绝望杀死孩子的时候,丈夫在外面打麻将。我们广东的妇女组织进行过相关的政策倡导,即相关的政策补贴,要落实到家庭照顾者身上,并针对她们进行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支持。但这类关注妇女照料付出的政策视点,至今仍付诸阙如。

中国女性备受磨难的子宫

【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如何支持女性】

普通的家庭,生育养育的责任也多由女性承担。这些劳动不被法律保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既在实质上否定了共同财产制,也忽视了女性承担养育照顾责任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和精力。

在城镇,托育设施基本上都商品化了,除了体制内单位,大多数人需要购买相对价格不菲的市场化托育服务。而农村则缺少这类设施。中国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是,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而幼儿需要照顾,降低了女性的就业率。在我前面提到的自杀案例中,大多数母亲都在处在无法就业、专职带孩子的状态。

有着如此多的家庭牵绊的妇女当然不是被期待的首选劳动力。就业歧视、生育辞退本已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政策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生育的孩子增加,就业性别歧视只会越演越烈。尽管已经有反就业性别歧视的零星胜诉案例和女权行动者的投诉建议,但国家对于就业歧视,并未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制框架,即便针对已有的法律,也远未有效地执法。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之一,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甚至根本不避讳招聘和提拔中的性别歧视。

如果说调整人口结构,国家希望女人多生孩子来解决,那么相关的配套政策应该如何看待妇女的社会角色?是国家领导人在全国妇联讲话中的“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还是如在联合国妇女峰会上承诺的那样,“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国际经验表明,男性看护假以倡导男性分担家庭责任,平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付出上的鸿沟(对应的是企业雇佣男女员工的成本鸿沟),对于改变性别歧视的文化,支持家庭与工作平衡都是有效的。当政策期待生育率提高,那么,更多廉价和近便的托育服务,也是题中之义——既然中国的基层社会控制,能够实现精密的“网格化”,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建议普惠的家务劳动、照料工作社会化设施呢?还有,在生活、医疗和教育费用高涨的今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让赡养人口较多的家庭减轻税负,都是应该考虑的方向。

当所有人生育二胎成为现实,国家本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配套。但是,随着二胎生育逐步放开,有迹象表明,相关的立法却与支持性的方向背道而驰,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譬如今年六月《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奖励性待遇和保障待遇项目,包括独生子女奖励35天产假和晚婚晚育奖励15天产假的生育津贴、男配偶10天看护假期工资和一次性营养补助以及到一、二级医院分娩补助等。当时的背景,是常年结余的生育保险基金,开始出现紧张。也就是说,考虑政策改变,首先还是看数字,而不考虑相关者的权利和需求带来的负面后果。

【应该反思男性思维的发展观】

近十年来,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无论是反计生的声音,还是支持计生的声音,大多是男性官员和专家的游戏,也都是数人头的数字游戏,而仅仅看数字,这是一种男性思维的发展观:鼓吹人多力量大的粗放发展;将人的发展视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强调征服和掠夺式的发展,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并且把国家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零和游戏,更有甚者,将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劳动力、兵源供给赤裸裸挂钩,将人的成长仅仅视为生产要素的增加与战争机器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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