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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也从不是她一个人的子宫

发布:2017-11-24 06:13 | 来源:健康日报网 |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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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 为什么生育是个问题?什么时候变成了个问题?是应由谁来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那么答案一定众说纷

按:为什么生育是个问题?什么时候变成了个问题?是应由谁来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那么答案一定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中国,生育从来就不是个人问题。而承载着“生育”功能的女性子宫,也从不是她一个人的子宫。

即使在其他社会和国家,生育全由个人决定也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在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政府也通过给予有孩家庭税收福利的方式来鼓励大家结婚生子,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新的劳动力。政府之外, 宗教团体更是在稳定家庭结构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文化领域,横行世界的好莱坞大片也是中产阶级家庭观这一“普世价值”的强大宣传机器。

当然,与这些或隐或显的经济及文化手段相比,中国于1978年以后大规模实行的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因为它的简单粗暴和对妇女的身体伤害而被批评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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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农村的“计生”标语

 

 

“计划生育”: 从科学模式到经济模式

 

 

其实控制生育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创。16世纪,中国引入美洲高产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等,不仅带来了一场农业革命, 更带来了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爆炸。自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及知识阶层对待庞大人口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定:一方面,中国众多的人口被视作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优良人力资源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广大民众又常被认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包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共政府对待节育的态度摇摆不定。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坚决反对计划生育。1954年,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称“党是赞成节育的。”1957年,马寅初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在接下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后,说了一句:“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并且还加了一句: “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其实,虽然马被视为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中国的代言人而遭到批判,中国政府自七十年代初起已经开始逐步提倡节育,最初的政策是提倡“晚、稀、少”——“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之间的间隔要长,“少”即减少生育的数量。然而,虽然这个基于自愿原则的政策已经成功地将生育率降了下来,但仍在1979年以后被更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所取代。这一人口控制模式的急剧变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密不可分。

毛时代的“人多力量大”的群众路线被抛弃后,78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及人口治理模式向科学主义转变。如胡耀邦所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成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科学的春天”也进入并主宰了人口政策的领域。值得重视的是,开始实行强制性的一胎政策的时段正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的时机重合,在此当口,低生育率经过“科学论证”,被认可为中国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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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的研究表明,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群航天物理科学家。在一本叫做《增长的极限》的书的启发下(该书由几位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在1972年发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电脑模拟的方式讨论人口爆炸的危险性。),这批科学家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演算模式应用于人口学,最终推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化”。

1979年一胎化政策确立以来,1982年,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这种强硬的措施遭到了不少阻力,从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放松。1984年起,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即头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最近的改革是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但出乎意料的是,符合政策的家庭选择生二胎的比例偏低,大概在5%到10%左右。

因此,今年十月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等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即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妇都可生育两个孩子。这其中的一时引起了热议主要原因是,据经济学家分析,当前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已经大大减少了人口红利,年轻劳动力的缺乏会降低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造成经济停滞,尤其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而国家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养老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最新提出的口号是“二孩生下来,经济搞上去”。这其中暗示着这样的政策诉求:通过生育率的提高,拉动内需、增加劳动力、持续推动经济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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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PS的新版标语

 

 

缺失的声音

 

中国的生育政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摇摆的道路,随着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民国时期“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到八十年代电脑模拟的科学模式,再到最近要求增加人口红利,放开二胎的经济模式,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男权中心的声音和视角, 而没有去留心倾听的,是那些政策的最直接的承受者们发出的声音:这里面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生育任务的直接执行者:女性;另一是生育政策的产物:孩子,尤其是女孩。

节育,乃至绝育可以有多种方式方法,对男女均可实行。然而,从“一胎化”政策伊始,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提出的“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就是特别针对女性进行的身体管理和摧残,其中由国家代表的男权暴力色彩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