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男方精子数量稀少或活动量不足，可以采用“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即直接将精子注射入卵母细胞胞浆内，以达到怀孕目的。卵子与精子要正常结合，一个卵子周围需要围绕2万个精子以上才能实现，而弱精症患者，精子数量远远达不到，只能用显微注射针人工将精子注射到卵子中。
无精症患者要想让女方受孕，只能用精子库里的捐赠精子，借助“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将精子与卵子放在体外共同培养，让精子和卵子的自由结合来实现受精过程。
一般在手术前，医生都会反复向夫妻双方强调手术后可能的心态变化，可仍然有很多家庭会出现问题，甚至会后悔生下试管婴儿。
“谁都想生一个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孩子，迫不得已靠供精生下试管婴儿，有心理阴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孙秀芹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计划生育与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沈浣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案例。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为了尽量避免患者手术后后悔，或者出现复杂心态，他们一般不给太年轻的夫妇进行试管婴儿手术，“有的心智不太成熟，考虑不周全”。
“人工精子”技术的推出，显然，有望解决刘川们的烦恼。
“若干年后，这一技术成熟了，用体细胞就可以制造人工精子。临床上患有无精症的患者比较多，又都迫切希望要有自己血亲的后代，这对于患者与辅助生殖领域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孙秀芹表示。
沈浣期待“人工精子”的相关科学研究能有更突破性的进展，比如用人体干细胞诱导出成熟的、有受精能力的、对子代也很安全的精子。
逃不过的伦理讨论
人工精子技术用在人类身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对实验动物来说，20％的健康后代或许已经足够好，在人类身上就不行了。可毕竟这项技术已经有了，是不是未来就不需要男性了？每一次“人工精子”，甚至是每一个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推出后，科学界与公众都会产生这样的讨论。
对此，赵小阳表示，“这项技术需要用到男性的遗传信息（体细胞），（与自然生育）唯一的差异就是可以在体外实现，而不是体内。”
目前看，人工精子技术未来的应用可能有两大类：一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载体，建立人类不育症的体外模型，用于人体不育机制研究和药物筛选；二是投入临床应用，体外获得病人体细胞来源的功能精子。
这项成果还处于研发阶段，如果未来投入临床应用，不但需要严格的、漫长的科学验证阶段，还要看是否符合伦理。
按照原卫生部于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医务人员不得实施生殖性克隆技术，不得进行各种违反伦理、道德原则的配子和胚胎实验研究及临床工作。
沈浣告诉《财经》记者，国内进行诱导生殖细胞的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诱导生殖细胞成功了，是否可以用来做人的胚胎，还需要通过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评估，“每家医院在临床上运用新技术，都要通过伦理委员会评估新技术对患者、后代、社会的利害”。
这样的讨论不仅涉及伦理，也有社会、法律等层面的问题。
比如，在未来如果人工精子、人工卵子、人工卵巢、人工子宫等技术都成熟了，即使是七八十岁的夫妇也能轻易地生孩子，那么当他们接受了人工生殖技术，孩子出生后还没成年时父母就去世了，谁来抚养？
虽然这些恼人的问题一时都还无法解答，对于那些真正的不孕不育患者，新技术是解救的唯一出路，不得不期待。他们甚至希望的更多。
如，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高龄生育的人群在怀孕时面临各种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女方没有卵子；有的患者由于刮取子宫内膜或宫腔内容物的手术（刮宫），造成子宫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无法生孩子，而中国法律不容许代孕；还有，中国现在30岁以下女性中，卵巢早衰的发病率为1％，要怀孕必须使用人工供卵。而现有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在精子库找到精子很容易，但国内没有卵子库，要找到捐赠的卵子很困难。
面对这些生殖难题，多数患者还是寄望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有所斩获。美国斯坦福大学遗传伦理学专家汉克·格雷利，在其最新出版的《性的终结与人类生殖的未来》一书中说：在20年到40年内，当夫妻想要孩子时，父亲只需要提供精子，母亲只需要提供一些皮肤细胞。格雷利声称，干细胞技术已经可以让他的设想成为现实。
确实，在生命科学中，尤其是干细胞领域，每一项科研进展似乎都会推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新希望。
不过正如沈浣所言，这些技术应用于人、作用于整个社会，一定要经过伦理的考验才能普及。并不是所有技术层面可行的新技术，就一定合理。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