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敢松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北大学生只能去校医院心理科，而上述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在那里被大量发现。李松蔚曾跟同事们猜想，校医院需要收费，大概这样一些拖延状况还远远不到让同学们花钱去看病的程度。
而李松蔚渐渐发现，这些“不起眼”的状况对一部分来访者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
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内地的“高考扩招”政策进入了第7个年头。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剧增速的招生规模，其他国家恐怕还没有过。
扩招之后，就业压力的逐渐出现几乎成为必然。2005年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曾对《新京报》表示，自杀的学生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开始产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
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
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疯狂的焦虑心理”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坚持。”
高地清风本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媒体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精神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全身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媒体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
微博引发了又一波媒体对拖延症的报道高潮。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当年以“拖延症”为关键词的报道，竟然多达近40条，就连《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词。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感觉关于拖延症的讨论铺天盖地了，”高地清风说，“一流行开，自称拖延症就变成了一种现象了，变成一种时尚。”
与此同时，豆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在高地清风的回忆里，2010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职业生涯教育机构”的老师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并推荐了豆瓣小组。这本书带来了小组成员的一次暴涨，“一天涨了两三千人”。目前，“我们都是拖延症”的人数已经达到11万多人，成为豆瓣关注度最高的小组之一。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么病啊’，”师晓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
“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这相当普遍，”师晓霞说，“整个时代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恨不得人人焦虑。”
一个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么，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
